“宛如一片孤叶，未经大树的默许就不能枯黄，那犯罪之人，未经你们全体的暗许就不能为非作歹。你们就像一列向着人类‘神性面’迈进的队伍，你们是坦途，也是路人。”
这是前几天张扣扣案辩护律师邓学平的辩护词《一叶一沙一世界》的句子，出处是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罪与罚》。这听起来不像是传统的辩护词。所以在网上也备受热议，褒贬臧否皆有之。
“不一样”往往是争议之始，这篇不走寻常路的辩护词遭遇的认同与非议，大抵也是“突破常规”必然激起的舆论回响。而在仔细梳理过这起争议的始末过后，我有几点感触：
1，“后真相”时代，克制旺盛的批判欲应是我们基本的自我修养。克制不是不说或少说，而是了解到全面的事实后再去置评。
“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这句时常被用来假装深刻的名言，稍微改改挺契合时下的舆论场景：别下结论得太快，等一等事实。
有些人认为，辩护词不晓之以理，只重动之以情，是把辩护当成了表演，所以辩护策略整个是错的。下此结论的人大概没留意到或是有意忽略了：这不是张扣扣案上唯一一篇辩护词。如果该案律师从头到尾都只抒情不讲法理，那未必多高妙，但如果情理法兼顾呢？
这起案子其实是两个律师打配合，殷清利和邓学平“两条线作战”。第二次庭前会议上，两人达成了“一文一武、张弛结合，互有分工、互相策应”的辩护策略，前者负责展现“力度”，后者负责输出“温度”。说白了，就是有两份辩护词，法与情各有侧重，这是该案辩护问题上最重要的事实。但很多人只看到了侧重“情”的那份，然后就对其开炮了。
2，很多人以为，法律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发条配件机械组装，法治不是输入法条口令后输出答案，它本该跟人性连接。“法不容情”，在“情”是“人情世故”里的人情时是成立的，在“情”跟“人性”划等号时却不成立。“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说的就是这点。
在张扣扣案上，死抠法条其实找不到太多为张扣扣寻条生路的“进路”，指示牌上就写着“此路不通”四个大字。所以在向法院称述“张扣扣自首的主动性、精神病鉴定的必要性、96年案件对于本案的影响、作案对象的限定性等”，都没法争取多少转圜空间的情况下，讲些将心比心的情理，“是强烈的要求，而是柔软的恳求”，以期打通法官，是更好的方式。
3，搞诛心论的本质就是“反讲理”。一句“你戏真多”来得容易，但一旦不诉诸论证，就轻易将这帽子扣在别人身上，那就只是将讲理拉低为人身攻讦的“低维攻击”。它会用“我不讲理我怕谁”的流氓无产者论调，瓦解讲理的有效性。
通常而言，把对真问题的讨论变成要不要“比花式羞辱姿势”的骂人问题，并躺在“不讲理的舒适区”里跟人怼、撕，只能暴露自身的没品。
4，我想重温那篇辩护词里引用的几句名言和部分掌故：
弗洛伊德说：“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不论治疗身体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童年发生的事。那些发生于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严重、也是最难治愈的。”
《明律》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
《宋史》中记载过一则“甄婆儿复仇案”：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朱苏力认为，报复性反应是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任何物种不具有这种本能，都将被自然界淘汰。畏惧他人报复会减少对他人的侵犯，报复本能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博奕论意义上的合作互不侵犯，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文明”。
美国联邦大法官卡多佐所说：“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
这些不只是以案“普法”，普的更是人性。
以上。
（【微博】 佘宗明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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