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微友给我传来一张图片，内容好像是“养儿当养张扣扣，为母报仇好儿郎”。微友传给我的意思应该是他很欣赏，所以才让我也分享。但我却感到很痛心，我也是做母亲的人，我可不希望我的孩子为我去复仇。我也可以肯定，张扣扣在天堂的妈妈也从没希望儿子去复仇。
我们之所以要为张扣扣呼吁，并不是认为张扣扣的血腥复仇就是正确的，更不是为了鼓励潜在的复仇者效仿张扣扣，尤其不是为了将张扣扣塑造为诸如孝子一样的励志榜样，恰好相反的是，我们呼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类似血腥复仇的悲剧重演。
张扣扣无疑是犯了重大故意杀人罪，他的犯罪无疑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惩罚归惩罚，究竟该如何惩罚张扣扣才能达到最佳社会效果呢？是不是必须一杀了之就能达到最佳防范效果呢？这是我们作为社会观察者如何为张扣扣案件呼吁的一种社会责任。
犯了罪理当受到惩罚，但惩罚犯罪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震慑还是为了救赎？这个问题至少在中国语境下是一本糊涂账。
不妨就拿张扣扣一案来说，张扣扣是定向精准杀死了王家父子三，这不同于其他无差别公共犯罪事件，因此，张的杀人必然与当年的张母被害案直接重大关联，定性血腥复仇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公诉人却公诉“张扣扣是以替母复仇为幌子而宣泄自己人生的不如意”，这种严重偏离犯罪心理事实的公诉逻辑是严重值得商榷的。这一点我已经在昨天文章《多从自身找原因，这习惯得改》中做了详细论述。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张扣扣一定要血腥复仇？我不认为当年张母遇害案存在法律上判决不公的问题，凶手王正军当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判七年没有明显偏离公正，至于后来王正军被提前假释，已经与判决关系不大了。但为什么张扣扣心中的仇恨火种始终没有消除呢？这就是张母受害案的司法救赎严重缺席的问题。当年非常干瘪地判一个未成年重大伤害犯七年，从法条上看没问题，问题就出在惩罚犯罪没有达到救赎的目的。
当年的司法机构作为社会公器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王正军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她伤害致死的是一个家庭顶梁柱，作为一个13岁孩子来说，失去母亲意味着失去了整个少年和一半的青年，不但是对张家幸福的结构性破坏，更是对张扣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摧毁。并且，13岁的张扣扣是亲眼看见母亲被害到死再到当众解剖的全过程，对张扣扣的心灵冲击不是旁观者能够感受的。
张家和张扣扣所突遭的这一切，都没有在司法判决中有救赎的体现。张家所受的伤害又岂能是王正军的判七年能平复的？当所受惩罚与所受伤害不对称时，不救赎张家自然也就不能救赎王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王家就会认为自己占了便宜，不但不会从当年伤害犯罪中忏悔，还会以此为荣耀。不但不能震慑同类犯罪发生，反而有助长的公器动力。这对于张家和张扣扣来说又是雪上加霜的二次伤害，仇恨愈加积累深重，逐渐演变为后来的血腥复仇，从犯罪心理学讲，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逻辑，这就是不以救赎为目的惩罚犯罪所导致的惨烈悲剧。
国家也罢，社会也罢，人才是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构建元素。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救赎人就是在救赎国家救赎社会。如果惩罚犯罪不是以救赎为目的，其他任何目的都是将人当做了手段。事实上，无论多么残酷的极刑，古往今来都达不到震慑的目的。并且，越是死刑判罚越多的国家或朝代，其恶性犯罪也愈演愈烈，最残暴莫过于秦代，但其命数也最短。与之相反，中止死刑越早或死刑判罚越少的国家，其恶性犯罪反而越来越少。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国家公器先文明尔后才有国民的文明，而不是相反。公器文明本身就是救赎，救赎国民就是在救赎公器自己。
惩罚犯罪，如以震慑为目的，国民感受的是征服，如以救赎为目的，国民感受的是信心。托马斯潘恩有一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竭力征服我们的力量是最不适合保护我们的力量”。但遗憾的是，民众极力呼吁刀下留人的判决最终都咔嚓了，民愤滔天的判决反而逃过一劫。就在刚刚，我看见一个妇女匍匐跪骂的视频，据说她11岁的幼女被强奸，罪犯领了一个判三缓三的判决。试问，这样的社会公器究竟是为了保护谁？
胡适有一段关于法律担忧的叙述很令人深思，他说：“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但胡适关于法律不通人情世故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这在现代文明法系国家早就由陪审团制度完美弥补了法典这一短板。陪审团制度说白了，就是要求司法判决要充分体现民意。
然而，现在最遗憾的问题是，张扣扣一审判决书完全服从了公诉方的定罪逻辑，将张犯案的“居心”并没有定性为复仇，而是将复仇指定为张宣泄自己不满社会的幌子。一旦将张的杀人与复仇剥离开来后，公诉方顺理成章就将张扣扣的杀人等同于其他特大杀人案，轻飘飘地就将“人情世故”给一笔勾销了。所以，张扣扣案才做到了即审即判：死刑。
英国著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说：“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须，所有超过于此的刑罚不仅是过分的恶，而且会制造大量阻碍公正目标实现的坎坷”。再也没有比民意共识更能体现刑罚的目标，目标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但却视而不见地进行了彪悍的判罚，民意最后一丝苛求公正的幻想彻底破产，眼睁睁看见的是目标实现的坎坷。
事实上，辩护人也没有抓住机会当庭对公诉方进行有力反驳，当然也许庭前会议就有约定，所以我们看见的公诉书和辩护词几乎都是各说各，根本就没有交锋，辩护方长篇大论都在抒情抒情抒情。
譬如，公诉书一方面声称张扣扣是有预谋的犯罪，但另一方面又说张扣扣身上没有钱才自首的，所以才定性自首情节不足以轻判的理由。
我觉得公诉方的逻辑太荒唐了，既然是有预谋的犯罪，为什么就没准备好逃跑的钱呢？因为没钱而自首，不正好说明张扣扣并非预谋犯罪么。
张扣扣杀人案是发生在大年除夕的上午，那是什么日子，遍村鞭炮齐鸣，家家其乐融融团聚的日子。但张扣扣一家呢，张扣扣在自个儿洗衣服，如果妈妈在，他就不用自个儿洗衣服了。张家就父子两，冷锅寒灶，景象凄凉。但姓王的一家呢，儿子们开车回来风风光光，一家人热热闹闹景象迷人。强烈的景象对比，一个曾经亲眼看见妈妈惨死过程的大男孩会想什么？这还需要预谋？
还是边沁说得好，“正义不在法律的字眼里，正义在法律人的心眼里”。我们极力为扣扣呼吁，不是为了给扣扣开脱，而是为了救赎我们自己，救赎我们的孩子不再有血腥复仇的悲剧。我们也希望社会公器也能以救赎的姿态审视张扣扣案，这不是在简单让一条罪命苟活，而是在救赎一个社会走得更远。
（【persist1052】 沉雁璧花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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