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19：30分，张扣扣案二审休庭回来，审判长宣读合议庭评议及审委会讨论结果：张扣扣死刑！维持一审判决。
宣判词中，陕西高院认为：
上诉人张扣扣蓄意报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张扣扣故意焚烧他人车辆，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张扣扣因对1996年其母被本案被害人之一王正军伤害致死，而长期心怀怨恨，加之长年工作、生活不如意，继而迁怒于王正军及其家人，选择在除夕之日报复杀人，持刀连续杀死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且犯罪过程中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情节，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张扣扣杀人后为泄愤又使用自制汽油燃烧瓶焚烧王校军家用小轿车，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均应依法惩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对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意见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四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
具体宣判词见文末阅读原文。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场历时一整天的审判，从宣判词可以发现，基本上辩护律师洋洋洒洒、角度各异、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辩护意见，全！都！没！有！被！法！庭！采！纳！
为什么？辩护律师没尽力吗？
显然不是的，甚至笔者觉得应该给这两位律师致以最高的敬意：
因为这是一场如此悬殊的对抗，连被告人都早已做好死亡的觉悟，只有他们，只有他们仍然坚持着律师的职业伦理，从来没放弃过保命的可能，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如果不是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张扣扣案，更不可能有多少人能关注到二审的辩护焦点：张扣扣是否有精神障碍。
但是，要让法院允许给张扣扣做精神鉴定，真的是千难万难。在这样一起重大舆情的案子上，法院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敢”给张扣扣做精神鉴定！
为什么法院“不敢”做精神鉴定？
法院的难处，法院最懂。
关注过本次庭审直播的，肯定会注意到陕西高院微博上放出了一个重要的视频。视频里张扣扣为自己辩解，最后说道：“我又不是神经病！”
“我又不是神经病！”
这对于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一直在坚持要给张扣扣做精神鉴定的辩护律师来说，真有点“打脸”的感觉。
也让很多人觉得，原来张扣扣不是神经病，而是“被”律师“神经病”了。
但为了辩护效果，律师的脸从来都不怕疼。
我们仔细把庭审实录与视频对照，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这句话被断章取义地截断了一半。
完整的句子应该是“我又不是神经病，怎么会随便杀人”——其实张扣听这番话，是在强调自己为母报仇才杀的人。
法院放出半截话的视频，显然也是希望争取到舆论对判决的认可。
可法院为什么不采用更好的方式，顺应要求做一个司法精神鉴定呢？
要知道，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成本并不高，也就多支出几千元的费用，多付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成本。
现在，公诉方、法院（甚至连被告人）都在肯定“张扣扣精神正常”，那么走一走流程，不就能让人人都心服口服了么？
司法精神鉴定：充满争议的辩护兵器
不是法院不敢，而是法院有苦衷。
我们看到的舆情，往往是一方面的——例如这次，我们只听到了杀人犯的声音。受害方的声音呢？
受害方的声音本该由公诉方发出，但公诉方受到官方身份的影响，反而不便于发声。但是，受害方依然会施加压力到检察院、法院上。这种压力，其实也是源于受害方追求公平正义的心理。一次死了三个人，整个家庭的支柱都倒下了，如果报仇的说法在理，那现在最危险的显然会是张扣扣的老父亲——甚至张扣扣的朋友都会被报仇。
这肯定不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所以说再多的为母复仇，辩护意见都是不采纳、不采纳、不采纳。
法院会考虑的，只有法律上的问题。
例如这次的司法精神鉴定。
其实翻开司法大数据，为死刑犯或重犯作精神病辩护，相当常见。
某种程度上，越是凶残的杀人犯，越不正常——例如去年伏法的白银连环杀人犯，所作所为是一个正常人能做得出来的吗？案件听着都让人心里发毛，犯人根本就是个变态！但是，我们愿意让他启动精神病鉴定，增加逃脱刑罚的希望吗？
尤其，当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司法精神鉴定”时，里边的争议就越加的明显。
“测不准”的精神鉴定
谈到争议性，南京宝马案不可不提。
2015年6月20日，王季进驾驶一辆宝马车，以195.2公里的时速在南京街头狂奔，造成2死1伤。两个月后，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给出了肇事司机的精神鉴定结果：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属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一下子，造成2死1伤的王季就有了“免死金牌”。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每一个字眼似乎都在调戏群众的智商，让人大大怀疑这份鉴定的准确性。
同样令人生疑的，还在于专家结论太过容易产生——甚至有的专家，连当事人都没见过都没接触过，仅凭笔录资料就可以下结论有精神病。
这么容易产生的“杀人执照”，法院敢轻易启动吗？
有人会说，担心一次鉴定不准，那就再鉴定一次；担心一个专家说得不对，就再找一个专家。
实际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然而，多次鉴定反而更显尴尬。因为从大数据上看司法精神鉴定存在“测不准”现象。重复鉴定且鉴定结果不一致的现象非常普遍。
北京医科大学司法精神病学研究室统计了110例重复鉴定的案例，首次鉴定与北医大精研所鉴定一致的，仅有12例。
所以，法院对于精神鉴定有苦难言。做出来了总会被质疑，重复鉴定没准还会削弱说服力，导致更多争议。
但基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可能一概拒绝，大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2010年，南方周末引述业内人士的说法，总结出了以下几条规律：
1. 被害的不是亲属，因而民愤极大，一般不做精神司法鉴定。
2. 杀伤多人者倘若被鉴定为精神病，是否采纳，要看具体情况，其一，有助于权威方面卸责，则应采纳；其二，有助于平息民愤，则不应采纳；其三，有助于强调疑犯反社会之个人问题，起到教育作用，则不应采纳。
3. 嫌犯倘若伤及军警，不宜进行精神司法鉴定。
张扣扣案第1第2条都占了，再加上明面上检察官说的一堆原因，也就难怪法院“不敢”做司法精神鉴定了。
最后，还是得说一下，二审不是张扣扣案的终结。
死刑，还未成定数。
因为我们还有死刑复核。
陕西高院不敢，不代表最高院不敢——大概全中国没有哪个法院比最高院更有底气要求做司法精神鉴定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在抱住】作者 王萧东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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