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其辩护律师邓学平就该案的辩护词《一叶一沙一世界》再次进入舆论视线——与其刚推出时一样，这次引发的依然是滔天的争议。
不论是弹是赞，各路文章从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角度，对这份文本做了各式分析和评价。
赞的人，称这篇辩护词引经据典，情理交织；批的人，则认为这篇辩护词不专业、文艺腔，还宣扬血亲复仇。
张扣扣辩护词之争的价值已超出“法治公开课”
近年来，热点案件常常“引爆”全国舆论。仅近两年就有于欢案、徐玉玉被诈骗案、聂树斌案、鸿毛药酒案、昆山于海明正当防卫案等引发全国性关注的案件。
2018年最高法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要“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确实如此，热点案件并非“热闹过后归于平静”，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中国法治的面貌。于欢和于海明案，就直接“激活”了中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这就是“法治公开课”的价值，将普通公众带入法治的门槛，让法治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
一堂堂热点案件所奉上的法治公开课，已经带领我们一条腿迈进了法治的门槛。跨入法治的门槛，我们不能止步于“依法治国”的影壁，更重要的是去探究影壁背后幽深曲折的法治内涵。
邓学平的辩护词引发了力度空前的讨论。这场讨论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入门式的“法治公开课”，而是一堂“法治进阶课”。
从这场讨论出发，有助于社会更为深刻、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法治。
刑事审判当探究“罚当其罪”
而争议不断的则是，“血亲复仇”能否成为张扣扣免死的理由？这场讨论中一个吊诡的逻辑悖论是，我们否定张扣扣同态复仇的同时，又极力主张对张扣扣“不杀不足以告慰死者”。
判处死刑这种“制度化复仇”如果是当代法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一套复杂的司法程序去“复仇”，为什么要强调死刑执行的“人性化”？“推出午门斩首示众”式的行刑，在复仇的意义上显得更为快意，也更为高效。
复仇是受激情驾驭的冲动行为，重要的在于结果。但是，结果导向的报复与惩罚不是也不应该是法治的根本目标。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一些案件的处理结果。
◆ 例如，杭州奔驰女司机撞死5人撞伤11人案，最终女司机仅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从简单的复仇论来看，这样的结果明显与司机造成的损害是不相匹配的（但她要承担不低的民事赔偿责任）。
◆ 再比如张扣扣的案中案，张母多年前遭王家老三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王家老三因为未成年仅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如果简单从报复论来看，这样的结果也是不相匹配的，并且为多年后张扣扣案发埋下了“祸根”。
说到底，刑事审判应当超越简单的“报复论”，而去探究如何做到“罚当其罪”。这也就是邓学平的辩护词所致力的方向。他为张扣扣所作的辩护，从本质上与“我们为什么宽待一个过失的司机和一个懵懂的未成年人”是同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有任何理由宽待张扣扣，以免除死刑？在这层意义上，为一个人辩护就是为所有人辩护。
因此，与其说我们通过刑事审判惩罚一个人，不如说我们通过刑事审判认识和评价一个人，并最终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我们每一个人。
辩护词发掘事实的努力不该被忽略
由这个话题继续深化引出的是第二个话题，司法的主要功能应该在于发现事实。许多人包括北大法学教授朱苏力在内，都批评邓学平的辩护词不讲事实，只讲道德和情感。
这个批评的方向是对的，但内容似乎有失公允。这份辩护词中主张张扣扣的行为是否属于“复仇”时，大量引用证据材料作为依据。但是，大家忽略另外一个层面的更重要的事实问题，那就是对法律的准确认识。
法律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我们的死刑判决中经常有例行的“罪大恶极”这类的表述，这也是我国法律上判处死刑的量刑标准。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罪大恶极”？在司机肇事案和张扣扣案等案件中，究竟谁是罪大恶极？
我们将法律称为一种规范性事实。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的，我们便会被判死刑。这是一种基本的法律思考方式。所以，任何死刑案件中，最重要的事实判断便在于，到底哪些行为属于我们的法律上所规定的罪大恶极的行为。
在邓学平的辩护词中，张扣扣是否进行“血亲复仇”，张扣扣是否可能因为精神疾病而做出无法自控的行为，这是第一层面上的事实问题；如果张扣扣进行的是“血亲复仇”，如果张扣扣存在精神疾病，那么能否将血亲复仇认定为“罪大恶极”的一种情形，能否将精神病人做出的无法自控的行为认定为罪大恶极？这是第二层面上的事实问题。
而这一层面上的事实发掘，在技术难度上远甚于“让证据说话”。历史资源、理想信念、学术论断、哲人学思等的援引，尽管似乎有些非主流，但绝非“超越法律与事实”的辩护，而恰恰是在法律与事实之内的辩护。
更新法律认识，这是“法治进阶课”意义所在
实际上，法治的进步，经常是由第二层面上的事实问题推动的。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将罪大恶极的“线”划得很低。人类历史上还存在信仰“异教”就属于罪大恶极的时代。法律认识的不断更新，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重大机制。如果我们能通过张扣扣案，真正辨识清楚“罪大恶极”的所指，无疑将有助于厘清善恶之别，人之常情与穷凶极恶之别，情有可原与滥杀无辜之别。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经常有人会提出疑问，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枪毙就枪毙了，我们为什么要调动这么多社会资源，辩护律师为什么要绞尽脑汁为他们辩护？我想这应当是张扣扣案这堂法治进阶课最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
法治不是报复他人，法治是自我修行。我们通过法治当然能把罪恶送到地狱，但我们却可能同时把戾气留在了人间。如果最终人间充满戾气，那么这将是法治的忧伤。
近日，美国的章莹颖案也宣判了。残忍、顽固、冷酷的克里斯滕森最终因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只被判了终身监禁，未获死刑。该案法官在判决后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不判克里斯滕森死刑，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造化，而是一些陪审员的慈悲。
在张扣扣案中，大量被这份辩护词所打动的人，已经触及了人性中最为柔软又最为珍贵的部分。在他们心中，由芸芸众生浊骨凡胎所组成的人世间，多了一些温情，多了一些慈悲。这正是法治所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
法治来到现代社会，并不久远。从技术到理念，从入门到进阶，法治的道路无疑是幽深曲折的。这次由个案辩护词引发的争论，是一堂正当其时的法治进阶课。
跨入法治的门槛，我们不能止步于“依法治国”的影壁，而是应当探入法治的深宅大院，“倚栏怜影千姿媚，和露经风一院香”，须知人间才是法治的天堂。
（【新京报】 叶竹盛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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