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作家】张扣扣案余波：辩护词引发的舆论之争
2020-04-22
所谓法治，正是维持了控辩双方对抗空间的存在。在这个空间中，双方同时都可以有精彩的表现，循着程序正义去追求实质正义。
张扣扣杀人案轰动一时，引发的舆论分裂依然在蔓延。有人说他是为母报仇、集忠孝仁义智于一身的英雄；也有人说他是人生失败、偏执残忍的灭门凶徒。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后，其辩护律师邓学平一审时的辩护词再次在网上流传，引发新的舆论对立。 赞的人，说这篇辩护词引经据典，有情有理；批评的人，则认为这篇辩护词不专业、“超纲”、过于情绪化，用文学替代法律、是在炒作自己，而且还宣扬血亲复仇，是法治的倒退。这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前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批评文章《评张扣扣案律师辩护词：法律辩护应基于案情和事实》。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下舆论场中的分裂与对立的原因。 首先，这种分裂与对立，源于缺乏对辩护实际的认识，所以无法理解辩护策略，以及这篇辩护词在整体辩护中的作用。
辩护词并非源于律师的不专业。在张扣扣案的庭审阶段，控辩双方都有非常精彩、专业的表现。张扣扣案由于案情重大，有十个省市的检察官出席旁听，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辩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各环节有分工、有侧重，辩护词只是整个辩护的诸多环节之一，其风格服从于整个辩护策略、布局、分工的需要。
张扣扣一案，判决本身问题并不大。1996年，张母被害一案，张母挑衅在前，持扁铁伤人在前，导致王正军临时起意捡起木棒，向张母头部击打一下，之后再无其他加害行为。张扣扣姐姐也证实，王正军当时并未成年。在这些前提下，被告是未成年人又是激情犯罪的情况下，1996年的判决并无大的问题。张扣扣蓄意杀死三人，审判起间，张扣扣不认错，张家也拒绝赔偿，受害家属连附带民事诉讼也撤销了。在考虑到张扣扣一案，实际涉及到对前案的评价（当然，前案我认为并无问题），所以张扣扣几乎是必死无疑。 不过这里说几乎，是因为未必丝毫转机都没有，但稍有常识都知道，转机已经在“人力”之外，那么成事虽在“天”，却需人谋事在前。既然已经希望渺茫，那么只有辩护词“超纲”，争取在更大层面搏一把，留张扣扣一命，这是符合当事人利益的。
实际上辩护词的“超纲”是经常的事，比如，对褚时健的辩护词，也谈了改革与国企分配制度的关系。而且这些超纲，某种程度上本应是法律层面应该考虑的。就在张扣扣案的同时，美国也在审一桩大案，章莹颖案。克里斯滕森的律师也有从童年经历入手辩护，从各个角度为他开脱，包括他有精神疾病，抑郁症，长期要吃药，还找来家人、同事、女友都作为证人。最终陪审团有人不同意判处死刑。张扣扣少年时，目睹母亲惨死、被当众解剖，行为出现异常。张扣扣没有得到精神鉴定，张扣扣死了，但克里斯藤森却保住一命。
所以这种超纲虽然看起来与法律无关，但却是有利于当事人的。难道不超纲、紧扣法律，张扣扣就能活下来？所以这份辩护词，并不是专业性不足，诉诸情绪、轻率的、为博取名誉而损害张扣扣的利益，而是深思熟虑，多重理性递进，综合法律、社会多方面情况，做沙盘推演，然后按策略分工的结果，最大化的为当事人的利益着想。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际上，这份辩护词起到了推演中的既定作用，是有利于张扣扣的。辩护词的分工作用，体现的专业能力，一般人不识货、看不出，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法学教授居然也缺乏对辩护实际的认识，令人惊讶。 其次，不同的价值观、立场导致了不同观点的对立；而在多种价值观中游移不定，则会导致逻辑的混乱。
一份好的辩护词，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为当事人辩护。辩护词超纲，只要仍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有利于当事人，就是一份好的辩护词，不能从政治、利益等角度做诛心之论。相反，如果不能守住“辩护律师应该在法律范围内有利于当事人”这个基本的法治社会的常识与立场，就会给出错误的观点。
批评这份辩护词的人，一部分是用“公义”去批判辩护词中“对当事人有利”的部分，即：虽然“对当事人有利”但宣扬血亲复仇，是在破坏法治，是在搞“为坏人辩护”、“司法政治”、诉诸舆论，伤害“公义”； 而另一部分则截然相反，从“对当事人有利”角度去批判“超纲”部分，即，超纲部分虽然符合社会情感，指出了法治不完善之处，符合“公义”，但却华而不实，用文学替代法律，不利于当事人。讽刺的是，《法律辩护应基于案情和事实》一文，则同时从两个相互矛盾的角度去批评这份辩护词，陷入价值观游移导致的逻辑混乱。 律师代表当时的利益，要与控方对抗，对事实的阐释，理应朝着当事人方向做到极致。 实际上，“对当事人有利”，是律师职业责任，另一方面，这份辩护词中“超纲”的部分，并不伤害当事人利益，而是穷尽一切手段之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三，这种立场的游移，逻辑的混乱，其实反映的是深层次方法论上的问题。 事后，张扣扣一案，检察员的意见书作为一种对立的观念，也在网上流传。很多人似乎觉得，用检察员的意见书，就能压倒律师的辩护词。哪一个写得对，写得好，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其实两者都写得好，写得对，是不矛盾的，并行不悖的。所谓法治，正是维持了控辩双方对抗空间的存在。在这个空间中，双方同时都可以有精彩的表现，循着程序正义去追求实质正义。实际上，控辩双方的表现均得到了各省旁听的检察官的高度评价。认为辩护词与检察官意见书，只能二选一的观念，其实还是表面问题，更深的问题是：律师可以维护坏人的利益吗？
辩护需要围绕事实，但在事实被法律认定前，却可以对事实进行不同的阐释，但在中国的观念中，很多普通人认为，对事实的解释与应用，只能围绕“当事人是一个好人”，如果“当事人是一个坏人”则不能把事实朝着有利于嫌疑人的方向进行解释。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普罗大众中也就罢了，令人遗憾的是出现在法学教授的文章中。按照文章的逻辑，给克里斯滕森辩护的律师简直就是助纣为虐，也该被一并投入监狱吧——在现实的语境下，这似乎不是一个预言。 第四，缺乏对舆论与法律关系的深入思考。 在现在的民间舆论中，很多人会说“这种情况，美国警察早就开枪了”，但他们不会说：美国有独立的司法、自由的新闻，警权受制约。同样的，在这场争论中很多普通中国人会说，也有法学教授会说：“舆论不能影响司法”，但他们不会说：舆论应该影响立法，公共舆论有助于立法机关的立法。当然，急于回应公共事件、平息公众舆论而仓促立法、激情立法，都是有违立法理性的，但是当舆论与立法之间的渠道不够畅通的时候，司法层面考虑民众的意愿，未必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不但不伤害法治，反而有可能从另一个方向推进法治。从这个角度，批评辩护词宣扬血亲复仇、破坏法治，某种程度上就是未能认识到中国舆论与司法、立法的复杂关系。 这些错误的认识，普遍的存在于民间舆论中，阻碍中国法治的进步，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这且不说。中国的律师颇为艰辛，遗憾的是，来自学界的逻辑混乱的指控，又被这些民间错误的观念与舆论作为凭据，当作“律师坏”的最新理论支持，再给中国律师加上一层压力。民间错误观念与来自学界顶级教授的指控相互呼应，则又呈现出一幅更加意味深长的中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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