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应该听到了很多张扣扣案的相关争议，所以世外让我在群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对此我本人也很乐意。因为这篇辩护词引发的争议比较大，带来的关注热度也确实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觉得给大家报告一下也好。我就简单讲一下我介入代理张扣扣案的一些经过，以及后续辩护词写作的一些心路历程吧。

大约在2018年八九月份的时候，殷清利律师问我对这个案件是否有兴趣，希望我能够介入本案。我当时犹豫不定，没有答应。原因是根据司法实践，故意蓄谋杀死三人外加烧车的行为，结局似乎不言而喻。我对律师在这个案件中能发挥的作用没有信心。

将近两个月前，殷律师再次打电话邀请我加入辩护。他表示另外一位律师已经退出，他自己也受到了一些方面的压力，希望我进来加强一下辩护力量。这时，我认为我有必要或者有义务来做出一些努力。因为在我眼中，辩护权是一个基本的程序性权利，辩护权是中性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哪怕说得极端一点，希特勒也需要辩护律师啊。即使他在位的时候可能是个大恶魔，当他一旦下台，成为国家机器的审判对象之时，他也属于弱势群体。所以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案件，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法治信仰。如果碰触到了这个底线，我愿意站出来。虽然可能改变不了结果，但我至少维护了辩护权本身。基于这种考虑，未多加思考我便答应了介入本案。

在答应殷律师之后，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我很快去到了汉中中院，将全案十几本卷宗全部复制过来，然后去看守所会见了张扣扣。第一次会见张扣扣的时候，我大概跟他聊了三个多小时，详细地问了他一些作案经过，以及他的一些人生成长经历，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有这么几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镣铐，整个人瘦瘦的，给人一种很文弱的感觉。但是他在见到我的时候还面带随和的微笑，这让我感到很意外。

第二个场景，在我跟他聊了十几分钟以后，他竟然问我说：“邓律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十几分钟的会见过程，确实让我觉得他跟我想象之中不太一样。因为正常来说，当一个人连续捅杀三人后，让人产生的想象应该是那种很凶残的、冷酷的、没有人性的和缺乏温暖的犯罪分子的画像。但是他在我眼前有说有笑，所以我觉得他确实跟我想象之中不一样。

第三个场景，张扣扣在聊天的过程中表达欲很强烈。特别是在讲到他的军旅生涯时，他讲了很多在部队生活时候的一点一滴。当讲到他母亲的相关情况时，如果讲到稍微具体一点的内容，你会发现他明显的表情变化，比如说他会伤感，眼睛会湿润。同时你也能感觉到他感情的起伏，比如欢快的时候会有声有色，可以给你讲例子、打比方，给你讲很多的细节。但感伤的时候，他马上眼睛就红了，甚至于落泪。

第四个场景，就是你看不出他对未来的恐惧。如果一个人杀死了三个人，当他一旦被公安机关抓捕，他的生命马上就进入了倒计时，每一天都是向死亡靠近的一天。按正常人的想法，应该会有很多的恐惧和焦虑不安，但从张扣扣的脸上看不出来任何的恐惧。我曾经问他，如果案件的结果不好会怎么样？他说“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结果了，我视死如归”。

视死如归这种话，在一般人听来更像是一种吹牛的说法。但如果置身于张扣扣所处的那种环境，当他在看守所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一种真实的力量。他说男人要有血性，男人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他认为自己为母报仇是天经地义，对于所做的这些事他觉得心安理得。

第五个场景，我问他杀人的时候会不会恐惧啊？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说“我也没杀过人，所以临时杀人，我内心还是恐惧的”。然后我问他杀完人以后心里是什么感觉，他说“就像一块压在心上几十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浑身是一种释放后的轻松感”。

第六个场景，在会见的时候他特别关心这个社会对他的看法。当时我跟他说有网友给他写传记，他看起来非常期待，希望我能带一些网友的意见读给他听。开庭前，我会见他，给他读了部分网友的文章，他沉思良久，感动落泪。

第七个场景，我问他为什么行凶当天没有去自首，他给我的说法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我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我做了案了，我肯定是逃无可逃，没有地方可以逃的。加上那天是除夕夜，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除夕了，我想最后一次再看看人间的烟火”。开庭的时候，我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第一次会见完之后，在我心中，张扣扣的形象不是那种令我讨厌的，典型的凶残犯罪分子的形象。假如说在生活中，他没有杀这三个人，没有烧这辆车的话，那他在我心中可能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

第一次会见快结束的时候，他又问我：“邓律师，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你确实不是一个极端的大坏蛋，但是呢，你跟我不是同一种人，因为相对来说我是比较理性、温和的一个人。”他当时还接着说他的偶像是普京，认为出了事应该自己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我告诉他：“如果普京知道在中国西北的看守所里他还有一个粉丝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听我说完以后，张扣扣很自然地咧开嘴笑了。

会见完张扣扣，我开始了紧张的阅卷工作。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把手上的其他案件几乎都置之一旁，把主要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张扣扣案上。原因很简单，当我介入一个案件以后，我主观上是一定要去发挥影响力，一定要努力去对案件结果有所影响的。我不能简单地做个样子，去给他送个行，去参与一个庭审，走个形式或走个过场。这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的性格。

阅完卷以后，我发现本案的证据是确凿无疑、非常充分的，事实也非常清楚。故意杀人的证据体系非常的完备，主要有以下这些证据。

第一个是张扣扣本人从始至终稳定的供述，并且事后他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说这个人是我杀的。第二个，张扣扣在行凶杀人的时候，在场有多名目击证人亲眼所见。第三个证据是三具尸体以及尸检报告，证实是由锐器导致的脏器破裂，外伤所导致的死亡。第四个证据是从张扣扣衣服上检验出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迹，这是他在行凶的时候血喷到衣服上的。第五个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是张扣扣带领侦查人员打捞到的他作案用的刀具。第六个是刀具店对张扣扣的辨认。

司法实践中关于杀人案，在没有目击证人，特别是在毁尸灭迹的情况下，作案工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本案中杀人的刀具被张扣扣扔进了一个水塘，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刀在哪里。但后来，张扣扣带着侦查人员去了他扔刀的那个池塘，侦查人员通过潜水员下到水塘底部把刀打捞出来了，并且在刀上检验出了人的DNA。

不需要有任何的法学专业知识，作为一个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普通民众，我们都可以发现，本案中即便个别证据在形式上有些许的瑕疵，但在这样的证据体系下根本推翻不了基本犯罪事实，所以指控他故意杀人是铁板钉钉、确凿无疑的。

接下来讲他的另外一个罪名，叫故意毁坏财物罪，也就是指他放火烧了王校军的车的行为。当时有多名目击证人在场，有张扣扣本人稳定的供述，以及从车门上提取到的张扣扣的指纹，在车里找到的一个汽油瓶。此外，从张扣扣家里还找到了另外的七个汽油瓶，以及汽油瓶中的汽油来源于张扣扣姐姐的摩托车。这样完整的一整套证据又充分证明了他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犯罪事实。所以如果单从证据、法律等角度，按照我们以前办案的传统套路去为这个案件做辩护的话，基本上是无功而返，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我阅完卷以后，我觉得这个案件中张扣扣唯一的生机就是精神病鉴定。如果他有精神病，那他或许可以免于一死。但如果说他精神正常，那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几乎没有活的机会。所以在正式开庭之前，我所有的工作重心都围绕着精神病鉴定展开。在第二次庭前会议上，我和殷律师都坚决要求法院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病鉴定，但法院予以了明确拒绝。在精神病鉴定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我和殷律师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请求，就是申请北京的一个专家证人到庭作证，判断一下张扣扣的精神状况、心理状况是否正常。但这个请求在第二次庭前会议上被法院同样明确拒绝。在法院对本案高度重视，正式庭审还要进行图文直播的情况下，庭前会议上已经明确拒绝的事情，是不可能在法庭开庭审理的时候又突然改变态度的。如果改变态度就相当于法院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此外如果改变态度的话，那庭审就无法继续进行，必须要中止庭审，之后再重新开庭。

所以在庭前会议上，法院明确拒绝精神病鉴定，明确拒绝专家证人出庭，就意味着在一审的过程中，精神病这个突破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条路已经被封死了。尽管如此，在正式开庭的时候，当合议庭宣读完毕庭前会议的报告后，我立即举手，发表了四点理由来论述法院不予精神病鉴定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当场再次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检方围绕张扣扣的精神状况所出示的证据，是我在整个法庭中质证最多，费时最多的地方。对此我发表了三轮质证意见，并且申请法庭就精神病状况对张扣扣进行法庭发问。

除了精神病以外，在法律上比较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自首。但是张扣扣的自首情节，检察院一直都是认可的，本身就不存在争议，所以太过纠结这个点没什么意义。那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检察院认为，张扣扣的自首是他在走投无路时被迫的选择，并不是他主动的。检方的主要理由是张扣扣当天作案以后，身上没有带证件和钱，所以他走投无路只能去自首了。检方认为张扣扣是被动自首。

我针对自首的主动性，对张扣扣进行了大量的法庭发问。按照我的发问结果，他的自首是他作案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不是由于当天没带证件和钱，在没办法时才去自首，而是在作案之前他已经想好了，作案完毕以后便会去自首。所以说他的自首是作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论证了他自首的主动性。

第三个点是死刑案件辩护中常见的一个点，就是当事人的认罪悔罪和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这在死刑辩护中是常规动作。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以为辩护律师没做这个工作。但其实围绕这一点，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开庭的前一天下午，我去会见张扣扣，我就明确告诉他，你明天要悔罪，你要对王家表达歉意。但是张扣扣当时的说法是，对王家表达歉意这句话说不出口。他觉得为母报仇天经地义，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王家的地方。他本来是不愿意悔罪，也不愿意对王家表达歉意的。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我跟殷律师还发生了一点小的分歧。殷律师当时主张，尊重张扣扣本人的真实感受。但是我认为，如果他不悔罪，对他的判决会非常不利。所以我还是坚持说要有一个态度，哪怕是表现给法庭看，男子汉能伸能屈，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下一定要表现出一种态度。

最后我跟殷律师协商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张扣扣不对王家表达歉意，他仅对自己的行为表达歉意。大家可以看看张扣扣在央视镜头上所说的话，在问他后不后悔的时候，他说我当时不后悔，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我现在有点后悔。这句话其实是殷律师和我协商之后，一起为他设计的方案。

关于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问题，在第一次庭前会议的时候，王家就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第一次庭前会议以后，王家主动放弃了民事赔偿。在我看来，放弃民事赔偿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要求刑事严判。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个问题不对了，人家虽然放弃了赔偿，但你们要主动去赔偿，不能因为二十几年前人家没赔偿你们，所以现在你们也不去赔偿人家。所以我跟张扣扣的姐姐通过很多次电话。我告诉张扣扣姐姐，如果你想为救你弟弟做点什么的话，那就赶紧去筹资，筹资多少看你的能力，然后把这个钱通过法院给到王家。但是一直到正式开庭之前，张扣扣家属跟法院对接赔偿的事情都没有取得进展。所以被逼无奈之下，我让张扣扣姐姐把现金给我，开庭的时候我当庭向法庭提交。

所以，在正式庭审中出现了我当庭向法院提交四万元现金的事。在休庭的时候，法院问王家的家属要不要这个钱，王家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要任何赔偿，只要求张扣扣死刑。王家这种坚决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任何人家里遭受了这样的不幸，想通过几万块钱来消除余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接下来说说辩护策略和辩护词的风格问题。在第二次庭前会议的时候，我跟殷律师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实操的演绎，他负责武，我负责文。包括在程序上申请回避，申请公开庭审等等，我们的阐述风格就是他负责法理，我则站在人性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去要求法庭答应我们的程序性主张。演绎的结果是殷律师认为他和我配合的很好，所以双方决定正式庭审的时候仍然延续这种分工和策略。对这种案子，如果一味的逞强，一味的挑刺，不表达歉意，没有柔软的情感部分的话，非但不能救张扣扣一命，反而会让他死的更惨。原因很简单，被害方身受重创，你不思反悔还一味的逞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个案件中，检方的思路很明确。第一，对两个案子进行切割，现在的案子跟22年前的案子没有关系，这是两个独立的诉讼。第二，张扣扣的行凶跟复仇无关，他是因为生活不如意，而不是简单的为母报仇。如果检方的这两个逻辑成立，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意蓄谋的残忍杀人案件。张扣扣的结局就是杀无赦，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很多国人没有起码的法律常识，所以认为跟公诉意见相比，律师是在带节奏，公诉意见说的才是客观事实。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公诉意见站在控方立场，就一定是客观事实吗？辩护意见跟公诉意见说的不一样，辩护意见就是假的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的辩护词没有一句话是假的。包括张扣扣告诉我的三个场景，他涉及的案情部分，这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纸质笔录上都是有的，不是我杜撰出来的。相反，公诉人说他的作案动机不是复仇，是因为生活不如意，这才是在带节奏。

在我看来我们的辩护，必须把22年前的案子和2018年的案子结合在一起。我在法庭发问的时候，就重点围绕1996年的案子，对案情经过，张扣扣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他的后续心理影响等进行发问。结果公诉人提出反对，说律师发问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1996年的事情已经审结了，跟本案无关。但是我们认为，一个案件的作案动机、案件起因、影响量刑的一些其他要素都是法庭审理所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法庭必须要查实的案情。所以我当庭就进行了反驳，我的重点就是要查找清楚20年前的事对今天这个案件的影响。

我做过七年的国家公诉人，将近五年的专业刑辩律师，我的律师生涯所办理的案件主要以刑事案件为主，手上经办的刑事案件不下千件，重大疑难的复杂案件也很多。有公安部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案件，海外引渡也有好几个，比如从加拿大引渡至湖北孝感，从澳大利亚引渡到江苏昆山，甚至有中纪委批示督办的案件。所以说我不至于不知道辩护词怎么去写，在法庭上如何去辩护。但是如同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案件，世界上也不该有一成不变的辩护词。

当然，这篇辩护词的写法是我的第一次尝试。我的辩护词出炉，主要有以下几点前提：第一，我跟殷律师有明确分工，证据上、程序上的内容由他来写，所以我不需要再重复这些话题。第二，基于我对案件的基本定性，如果仅在证据和法律这个层面进行辩护的话，是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第三，我对张扣扣的行为进行基本定性时，在整体上给予了否定。现代法律禁止私力复仇，所以张扣扣的行为最多只能说是：罪不可赦，情有可原。所以我就在情有可原四个字上去做文章。

我认为我的辩护词是非常理性的，在文章开头部分就已经讲了，我的辩护词不能在任何角度，任何意义上被理解为对暴力的推崇和讴歌，不能理解为对逝者的不敬和挑衅。在辩护词的结尾部分我又再次强调，我做的是罪轻辩护，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我强调法律禁止私力复仇。我辩护的所有的点只有一个，就是能否在定罪判刑的同时，免他一死。如果连这一点立场都没有，我还能算是张扣扣的辩护人吗？

这篇辩护词发布以后，引发了一些争议。我认为没有完美的辩护词，只要是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诚恳的批评，我都会虚心接受。而且我认为，我当时发布辩护词的时候也确有操作失当的地方。我没有加一个按语或者加一个引注来说明我和殷律师的具体分工。这件事我当时确实考虑不周，主要原因是我没有预料到辩护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直到引发了争议以后，殷律师主动把他的辩护词公布出来，并且主动说我们是有分工的，这才让大家知道一个完整的真相。

我发现的一个事实是，非议辩护词的主要人群分两类。一类是不做刑事案件的律师，另一类则是迂腐的教条主义者。其实他们忘了，这世界上有谁规定了辩护词应该要怎么写吗？我的辩护词是为我的辩护目的来服务的。目的高于一切，我的目的决定了我的形式。为生命辩护，不应拘泥于形式。像一些刑事法官，说我喜欢听什么样的辩护词。我以前传统的辩护词的确就是这么写的，但是，我按照传统的写法对这个案件有用吗？我为什么在明知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非要去讲案件证据上的瑕疵呢？抛开具体的案情，泛泛的去谈该怎么写辩护词，本身就是极其迂腐的表现。文学不是法律的死敌。那种认为文学化是表演的人，是自己过于刻板。

就像一个刑事法官说的：作为刑事法官，我希望听到什么的辩护词。其实这种法官就是典型的机械司法、流水线司法的产物。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司法决定是否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你简单地去抠法条够吗？这显然不够。我们也不要忘了一个大前提，司法是主权在民。国家凭什么有权利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说到底，死刑必须要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当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一个人不该死的时候，司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正当性何在？有的人反过来跟我说：“邓律师，照你这个说法，是不是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一个人该死的时候，就一定要杀他呢？”我说这个话只能正着说，不能反着说。

什么意思？当绝大多数民众认为一个人不该死的时候，这个人就真的不该死。但是当绝大多数民众认为一个人该死的时候，司法不能屈从于民意，而是需要审慎地作出判断，这就是法治的微妙之处。

我理解法官时间紧张，希望律师在法庭上紧紧围绕证据、事实和法律去阐述。但正如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个案子，世界上也不该有一成不变的庭审模式。张扣扣案不是一般的盗窃案、抢劫案或者诈骗案。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件。当司法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法官说我只听证据、法律事实和法条，这到底是专业还是冷血？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扣法条那么简单。判处一个人死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纪伯伦有句诗“不要因为走的太远，而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可悲的是，现在有些法匠还没走远，就已经忘了为什么出发。法匠们困于自己的流水线作业模式，认为这是司法的最高境界，这是很可悲的。司法是良善和公正的艺术，远不是机械套法条那么简单。

让人不能接受的还有那些诛心之论、动机之论。有法律人士自诩“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说我煽情而不说理，是哗众取宠而不是说理辩护。甚至有人讥讽，这样的辩护词只为自己赢名声，却故意把当事人推向了绝路。诛心之论在我们的社会总是很有市场。部分原因在于诛心之论无法证伪，又迎合了人性中的阴暗面，还似乎自动将自己摆在了道德制高点。其实，喜欢诛心的人自己往往才是最阴暗的，也往往是最喜欢哗众取宠的。没有能力说理了，诛心往往是唯一能改变局势的办法。诛心绝不是真正的批评。

我看了这些阴谋论文章的作者，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一是自首，二是否认复仇，三是认罪悔罪，四是被害人谅解。其实一三四都是入门级的常规动作，我们都做了最大努力。唯第二条，属于典型的外行想当然。临时起意杀死三人照样没有活命机会。更关键的问题是，张扣扣杀人动机是复仇，这不是我个人杜撰出的故事，也不是我设定的背景，这是铁板钉钉的客观事实。张扣扣供述里始终讲的是为母复仇。他在杀人前几天，还跟他爸爸说，“他们当年把我妈弄得...我要替妈妈报仇”。这是有他父亲的证言证实的。此外，张扣扣杀完人以后，在马路上公开的大声叫喊道：“等了22年，终于为妈妈报仇了”，这句话被多名在场的证人听到了。所以说他为母复仇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的。对我而言，除了自首这个情节之外，我还需要把复仇从一个负资产变成我用来辩护的正资产。所以我必须要从人性、法制史、文化传统这些不同的角度去论述这个点：复仇虽然被法律所禁止，但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件来说，可能存有被原谅或者宽恕的基础。

我这篇辩护词的题目叫“一叶一沙一世界”。这个标题并不是原定的，而是在法院宣判之前，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灵感来自于英国诗人布莱克的一首诗：“一粒沙里有一座世界，一朵花里有一座天堂，把无限握于手掌，把永恒在刹那间收藏”。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诗的意境。“一叶一沙一世界”的含义是这样的：一片叶子，一粒沙子，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我的寓意是张扣扣的案子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按照部分法官和检察官所说的那样简单化地去处理，而是要充分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一套刚性的制度，它只规定了对同一类案件怎样去处理。它提供的只是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框架。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案子，所以在处理个案的时候，不仅要有一个国家法的整体框架，不仅要有一个处理类似案件的行为指引，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不能把这种僵化的、教条的司法理念奉为圭臬，这种教条化的司法理念是我们这个社会要坚决摒弃的。

流水线作业、机械司法的结果，就是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案，就是兰花草案，就是赵大妈持枪案，就是刘大卫走私武器案。一个17岁的少年从网上买了几只玩具枪，结果在司法实践中，把玩具枪认定为军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些特殊的案例中，通过这种机械的比对，根本无法实现伸张正义，也越来越不被我们的社会所认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大胆的在这篇辩护词中进行了一些多维度的论证。

有人以张扣扣被当庭判处死刑来论证我的辩护词的失败。其实这样的案件结果，明显不是汉中中院所能决定的。当庭判处死刑，非但不能说明我的辩护词失败，反而更加说明我这样的辩护词才是这个案件所唯一和真正需要的。我从始至今，都不认为是我的辩护词让张扣扣的处境更糟。

时至今天，我仍然不后悔我写了这么一篇辩护词，我认为我对张扣扣这个案子尽到了所应尽的辩护职责。接下来还有二审，我和殷律师还会继续合作，我们也会思考一些新的办法和途径。但是不管如何，也许结果仍然是既定的，也许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但是作为辩护人，我必须坚定地站在辩护席上，履行我的辩护职责，为我的当事人维护他最大的利益。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这是任何一个法制社会都应当允许的，也是任何一个具备现代法治意识的公民都应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