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0
“在一些‘假药’案中，不少人常会因为涉案人员通过售卖‘仿制药’取利而认为他们应当被判刑，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我们的法律原则。”
今天（20日）上午，由代购、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物引发的销售假药案——“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销售假药”案二审在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由于涉案人数众多，同时关乎国内大批癌症患者的生命健康，对于本案中相关当事人的判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在众多跟评中，伴随新司法解释对“销售金额”这一入罪门槛的设立，有关众多被告通过加价销售仿制药来取利的行为，不少网友也提出其应当被处以重刑。然而，本案的辩护律师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作为本案第一被告林永祥的辩护律师之一，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副主任、知名法律博主邓学平在接受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销售仿制药和销售假药同等对待，有悖于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社会危害不同，不能同等论罪”
“我们必须搞清楚，销售真正假药的社会影响和销售仿制药是不一样的。”采访中，邓学平不断强调这一点。他分析称，销售真正假药的行为客观上会对病人的身体健康形成威胁，这样的行为通过新司法解释予以重处，是有道理的。
“这一点和销售仿制药不同，仿制药只是没有进口批文而被拟制为假药。对于癌症患者而言，这就是救命的药，没了这个药，他们的生命可能就会很快地逝去。每个物种都有本能的求生欲，在这种情况下他违反法律寻求仿制药，你能说这有错吗？”
邓学平以连云港这例“药神案”举例称，在案发过程中，虽然有部分被告进行了加价销售，但加价后的价格和正版药相比仍然有近十倍的差距。
“这个案件中，不少当事人对每盒药加价了200到500元不等的价格，但是加价之后的价格也基本就在千元上下，这和动辄上万的正版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邓学平看来，充当印度仿制药与癌症患者中间“代购者”的被告们，事实上也削减了患者获取仿制药物的成本。他说：“没有这些代购的存在，患者自己想要买药就得办签证去印度，这中间的成本又是多少？作为单个人的购买和批量购买相比，拿药的成本又会高出多少？”
在二审庭审结束后，邓学平还这样告诉记者：“原审第一被告人林永祥在法庭上说，希望家人不要以他为耻，他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他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了近五年，希望法庭还他久违的正义。”
邓学平也认为，机械理解新司法解释，将“销售金额”列为“销售假药”罪的入罪门槛、同等对待“仿制药”与假药，这与刑法原则有相悖之处。
按照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邓学平以连云港案为例强调称，在本案中没有一例不良反应，也未发生过患者投诉的问题，足以说明相关药品对患者来说，是有效有益，而非如真正的假药一样，会危害到购买者的生命健康。
他说：“危害不同，但是同等论处，这于常理就不合。当然，你说加价销售的行为涉嫌违法，可能侵犯了药企的知识产权，这并没有错。对被告予以罚款和限制市场准入的处罚都是可以的，但动用刑法去评价，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邓学平也复盘今天的二审庭审称，本案被告柳杨也在法庭上这样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柳杨举例说，在一件涉嫌强奸的案件中，被告只判了有期徒刑4年，自己却被判了6年多，她说自己行为的社会影响肯定是不能和强奸相提并论的。”
“求生不是罪过”
在“药神”类案件中，多有患者家庭因无法支付高额诊疗费用而境况惨淡，这一点，也因电影《我不是药神》而受到举国关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连云港这起案件中。
据本案另一位辩护律师葛绍山介绍，因为涉案人数众多而引发关注的连云港“药神”案，事实上在爆发时，到案的人数远远超出了最终进入审判的被告人数。
“最早的卷宗材料里反映的是抓了80多个人，但是实际上当初到案的人数要更多。”葛绍山表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医生，而在公安调查过程中，大多数人并没有被转送法院。
而在一审的15名被告中，有肿瘤科医生，也有癌症患者家属，其各自的涉案过程，也让律师觉得宛如电影的翻版。
来自西安的张某某，本是西安某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在其姨妈患有癌症后，经病人介绍为其姨妈购药，同时也为其诊治的贫困病患购药，最终获刑五年六个月。
“在今天的庭审中，张某某当庭说，自己的姨妈当时被下通知生命只有六个月，但是在仿制药物的帮助下，她在一年六个月后仍然没有明显的恶化表现。”在庭审结束后，邓学平律师这样回忆称。
徐州的唐宁，在一审中被判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她的父亲2012年确诊肝癌晚期，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多吉美（25000元一盒，每月需两盒）后，生命得到了延续。后因经济能力日益不支，在病友介绍下选择了时价4000元一盒的印度仿制药。同时，其也为其他病患购买药物。
2013年底唐宁因销售假药被公安机关抓获，她的父亲因此断了半年的药而导致病情恶化。2018年3月，唐宁的父亲在家中去世，而此时唐宁已身处看守所之中。
对于这样的涉案情节，邓学平也表示，在“药神”类案件中，类似情节非常多，对这样的涉案人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在他看来“与老百姓朴素的正义情感不符合”。
而在此前就此案接受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采访时，邓学平就曾这样说：“既定的制度要为挽救生命留下绿色通道。部分被告人因为家属患病卷入此案，因为家属病友的恳求进而产生销售行为。客观上，涉案药品帮助延续了患者的生命，解决了部分患者的经济困难。简单的入罪打击，将产生严重的伦理危机。”
而对部分涉案人加价销售的行为，邓学平在此次庭审结束后接受纵相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还有一些涉案人有过赠药行为，笼统地评判他们，有失公允。
采访中，邓学平也再次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例表示，2015年1月，主人公“程勇”的原型陆勇被决定“不起诉”，但通过相关文书，陆勇也并非完全未“取利”。
他说：“我们可以看到，陆勇帮助印度人卖药，获得了可以免费用药的便利，这也是一种获利，但是这在我们公众看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案件中的当事人却因为获利被判得这么重，这在我看来，是难以接受的。”
据纵相新闻记者在庭审现场获得的消息，本案二审已于今天下午5时结束，案件并未当庭宣判。葛绍山律师在庭审结束后向记者确认，合议庭将对辩、检意见慎重考虑后择日作出宣判。与此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对最终的结果“不太乐观”。
案情提要：备受争议的连云港“药神案”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至2014年7月，被告人林永祥等15人通过不同渠道购进大批印度生产的无进口批文的"吉非替尼"（易瑞沙）、"甲磺酸伊马替尼"（格列卫）、"盐酸厄洛替尼"（特罗凯）、"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多吉美）等抗癌药，加价销售给其他被告人及医院，销售金额5万余元至590万余元不等。
2013年12月至2014年下半年，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先后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被当地检察院批准逮捕，羁押于看守所。
2018年8月31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销售假药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犯销售假药罪，分别对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至6年6个月不等的刑罚，另有一人被判处缓刑，三人免于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15名被告人中6个人表示不服，提出上诉。这起耗时长久、涉案人数较多的案件，因其背后价值数千万元的印度仿制抗癌药、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以及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余波，触发各界的神经。
（【纵相新闻】 记者 宋祖礼 冯茵伦 汪鹏翀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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