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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宽敞、明亮，墙上“勇者无惧”四个毛笔字格外醒目，淡淡书香弥漫整个办公区……在距离虹桥机场10分钟车程的一栋大楼里，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里的文化氛围显得与众不同。
或许，这与它的创始人邓学平有关。
邓学平的名字，对接触大案要案的媒体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雷洋非正常死亡案、陕西张扣扣故意杀人案、陕西渭南继母虐童案、连云港药神案、山西翼城紫藤巷凶杀案、连云港女辅警案……众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均由邓学平代理。
身兼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研究院研究员及上海财经大学导师等数职的邓学平，怀揣“勇者无惧”的情怀奔波在全国各地。如今，在刑事辩护领域知名度颇高的他依旧奔波在法治之路上，他所坚守的始终是对法治的敬畏。
刑事辩护考验法律人的智慧和良知
如何才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刑辩律师？过去的一年，邓学平有不少辩护成功的案例。“刑事辩护工作原本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因此优秀的刑事律师必须要有坚毅的品格和不轻言放弃的执着。”他说。
邓学平依旧记得，2021年，他代理了中部某省的一起被控强奸案。
该案中，仅有女方的陈述和几个转引女方说法的证人，犯罪嫌疑人最后被批捕，但其否认强奸。案件起诉至法院后，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委托邓学平介入辩护。他通过阅卷并会见了当事人后，迅速制定了取证思路，收集了多份证据，还申请法院恢复了当事双方的手机数据。庭审中，邓学平申请女方和相关证人出庭，出据了多份证据后，令女方当庭说出其庭前口供的不实。庭后，邓学平向法院提交了一万余字的辩护词。经过庭审和反复的沟通，最终检方撤回了起诉。
“性侵类案件取证难，辩护更难。往往是女方一控告，男方就会被抓被判。所以，在缺乏直接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如何鉴别口供真伪，做到客观还原真相，极为考验法律人的智慧和良知。”邓学平认为，刑事辩护看似门槛很低，只要有律师证就可以做，但其实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他对辩护领域中流行的“形式辩”、“套路辩”痛心疾首，认为这不仅会严重损害律师的职业形象，而且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刑事辩护不是简单的做生意，每个刑事案件都关乎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声誉，没有高度的责任心，没有扎实的法律功底，没有不畏艰难的勇气和毅力，千万不要草率介入，以免贻误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只要坐上辩护席，就应当做到庭前认真准备，庭审扎实辩护，庭后努力沟通。为维护当事人的生命、自由和清白，尽到自己一切的努力！”
邓学平把自己从业以来的重要案件辩护词都装订成册，一本动辄数万字，里面有专门的目录，有的还穿插着大量的时间轴、人物关系图、资金流向图和交易流程图等。
“从全国各地跑来找我代理诉讼的人，涉及的案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这些案件都是难啃的骨头，甚至是前期辩护效果不理想后才找到我的。要把这样的案件厘清楚、说明白，绝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做到的。”
在他看来，辩护是一个说服的工作，决定辩护成败的往往在于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这就要求辩护词做到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语言流畅，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快速、有效、准确地传递出去。“为此，我们做了很多探索，比如标题必须传递辩护观点，图表化、符号化的表达，重点内容加粗加色，制作目录索引，在前言中提炼核心观点等。”邓学平说，“我把每一个案件都是当作课题来研究的。说服别人的前提首先是说服自己。如果一份辩护词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怎么指望去说服检察官、法官呢？”
言谈之间，邓学平翻出了很多律师同行，甚至法官、检察官发给他的信息，里面不乏对他庭审应变能力和案件辩护能力的褒奖之词。“闹庭不是正道，也毫无意义。律师法庭辩护应当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赢得对手的尊重，远比羞辱对手更有价值。开完庭，很多法官检察官跟我都成了朋友。”
“曾经有一个检察官，开完庭主动要求加微信。后来他的一个同事出事，他还把我推荐给同事家属。这就是专业的魅力所在。”邓学平笑言。
据统计，邓学平执业至今已经积累了十余起无罪案例和数量众多的重大改判案例。好的名声和好的辩护效果，也让全国各地慕名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对此，邓学平表示，他始终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近些年一直在严格控制接案数量。“时间精力有限，我们对接案件前会仔细遴选，但是一旦接受委托，必须要全力以赴。”
离开舒适区，重新出发
到了一定的职业阶段，社会名望、行业地位和经济利益都已经不是主要的人生追求，而社会价值和职业归属感在人生目标中的位置越来越高。经营一家走专业技术化道路、富有人文情怀的律师事务所一直都是邓学平的梦想。
2021年10月，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成立。所谓权典，权利法典也，邓学平这样定义。他任该律所主任。
“聚拢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一起创业，会让人重新焕发青春和热情。”邓学平说，这跟在一家大所单纯做个合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舒适区呆习惯了，人的惰性就会成长。人生需要不断挑战自我，不断主动离开舒适区，不断地重新出发。
邓学平认为，未来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对律师专业素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在未来的法律服务市场，综合性大所和特色鲜明的小型精品所都可以很好生存，但其他规模不够、特色不够的律所将举步维艰。
“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定位是以刑事业务为主打、以诉讼业务为主导的小型精品所。”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国内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小型专业所。这些律所的规模不大，人数不多，但是都具有鲜明特色。比如有的律所专做刑事业务，有的律所专做家事业务，有的律所专做劳动业务，有的律所专做商标业务。
“我们以刑事业务作为主打产品和拳头产品，这是我们的特色和标签。此外，我们的刑事业务涵盖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刑民交叉、刑行交叉、刑事合规等五大门类，又不局限于单纯的刑事辩护业务。”邓学平进一步解释：“我们跟只做刑事业务的律所也有所区别，我们也可以承接民商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业务。有些律师只会做刑事案件，这从知识结构上来说是有缺陷的。一些刑民交叉的案件或者比较疑难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如果没有基本的民商法知识和民商事诉讼经验，根本是做不好的。”他还说，民商事案件毕竟占绝大多数，年轻律师如果将这部分业务放弃，会非常可惜，对他的职业积累和成长也会非常不利。
不久前，邓学平还为部分律师同行做了《认罪认罚形势下的刑事辩护策略选择》的讲座。邓学平认为，认罪认罚制度的普及，给刑事辩护业务的拓展提出了挑战，但真正优秀的律师，依然会有自己的舞台。
他告诉记者，刑民交叉业务、刑事合规等刑事非诉业务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刑法是最后的法律，刑事律师是最后的律师。即便有艰难挑战，但依然需要有人坚守。我希望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能发展成为专业法律人的精神家园，刑事业务在上海乃至全国都能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
“正义不只在喧嚣处，更需要关注沉默的大多数”
司法部联合相关部委在最近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
在改革开放初期，律师曾经是体制内的一员，收入主要靠财政拨款。直到20世纪90年代，律师才开始逐渐自食其力。对此，邓学平认为，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律师收费市场化是必然趋势。“律师收费市场化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法治层面的。律师收费市场化的制度含义在于，通过契约建立信任纽带，让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换来为公平和正义辩护的最大可能。”
那么，请不起律师的群体如何享受司法红利？“的确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层面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这样一项兜底制度。作为律师也不能唯经济利益是图，而是要自觉承担起法律人该有的社会责任。我自己每年代理的案件不超过20个，但每年都会代理数起公益案件。”
邓学平执业至今，免费代理了数十起公益案件，有的获得了无罪判决，有的大幅减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行动的力量和希望的力量是无限的。这些年持续代理公益案件，也让我收获和成长了很多。恰恰是这些案件，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法律职业的厚重感和价值感。”
前不久，备受关注的陕西渭南被虐男童鹏鹏不幸去世。邓学平在他的微博上写下了“心痛如绞”四个字。邓学平多年前免费介入和代理这个案件，长期为这个被继母虐打成植物人的男孩奔波维权，并在互联网上撰写大量文章呼吁全社会加强对儿童的保护。
邓学平告诉记者，他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绝大部分都不知名，针对的都是确有冤情而又经济贫困的当事人。比如他曾收到一封监狱来信，为信件中描述的冤情所震动，便自掏腰包去监狱会见这名当事人，并免费为这位当事人代理申诉。邓学平提到，媒体习惯于关注他提供援助的那几个知名案件，但“正义不只在喧嚣处，更需要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律师界诱惑很多，的确有部分人显得有些浮躁，极少数律师喜欢主动蹭热点，这些行为不应被鼓励。”邓学平说，他确实代理过一些热点案件，但他拒绝了更多的热点案件，是否热点并非我代理与否的主要考量因素。“热点案件，更考验律师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律师单靠蹭热点是不会成功的”。
在邓学平看来，律师渴望有更大的知名度是很正常的。“但这个事急不得、等不来，说到底还是要扎扎实实做案子，靠日积月累的历练，靠‘板凳愿坐十年冷’的努力和付出。名律师加好律师才是大律师，没有过硬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没有处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职业操守，是成不了大律师的。”
“法律人必须要有对法治的敬畏。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坚守本心的人，愿每个人的梦想都不被辜负。”2022年已经开启，邓学平在其新年献词中这样期待。
或许，这与它的创始人邓学平有关。
身兼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研究院研究员及上海财经大学导师等数职的邓学平，怀揣“勇者无惧”的情怀奔波在全国各地。如今，在刑事辩护领域知名度颇高的他依旧奔波在法治之路上，他所坚守的始终是对法治的敬畏。
刑事辩护考验法律人的智慧和良知
如何才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刑辩律师？过去的一年，邓学平有不少辩护成功的案例。“刑事辩护工作原本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因此优秀的刑事律师必须要有坚毅的品格和不轻言放弃的执着。”他说。
邓学平依旧记得，2021年，他代理了中部某省的一起被控强奸案。
该案中，仅有女方的陈述和几个转引女方说法的证人，犯罪嫌疑人最后被批捕，但其否认强奸。案件起诉至法院后，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委托邓学平介入辩护。他通过阅卷并会见了当事人后，迅速制定了取证思路，收集了多份证据，还申请法院恢复了当事双方的手机数据。庭审中，邓学平申请女方和相关证人出庭，出据了多份证据后，令女方当庭说出其庭前口供的不实。庭后，邓学平向法院提交了一万余字的辩护词。经过庭审和反复的沟通，最终检方撤回了起诉。
“性侵类案件取证难，辩护更难。往往是女方一控告，男方就会被抓被判。所以，在缺乏直接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如何鉴别口供真伪，做到客观还原真相，极为考验法律人的智慧和良知。”邓学平认为，刑事辩护看似门槛很低，只要有律师证就可以做，但其实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他对辩护领域中流行的“形式辩”、“套路辩”痛心疾首，认为这不仅会严重损害律师的职业形象，而且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刑事辩护不是简单的做生意，每个刑事案件都关乎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声誉，没有高度的责任心，没有扎实的法律功底，没有不畏艰难的勇气和毅力，千万不要草率介入，以免贻误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只要坐上辩护席，就应当做到庭前认真准备，庭审扎实辩护，庭后努力沟通。为维护当事人的生命、自由和清白，尽到自己一切的努力！”
邓学平把自己从业以来的重要案件辩护词都装订成册，一本动辄数万字，里面有专门的目录，有的还穿插着大量的时间轴、人物关系图、资金流向图和交易流程图等。
“从全国各地跑来找我代理诉讼的人，涉及的案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这些案件都是难啃的骨头，甚至是前期辩护效果不理想后才找到我的。要把这样的案件厘清楚、说明白，绝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做到的。”
在他看来，辩护是一个说服的工作，决定辩护成败的往往在于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这就要求辩护词做到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语言流畅，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快速、有效、准确地传递出去。“为此，我们做了很多探索，比如标题必须传递辩护观点，图表化、符号化的表达，重点内容加粗加色，制作目录索引，在前言中提炼核心观点等。”邓学平说，“我把每一个案件都是当作课题来研究的。说服别人的前提首先是说服自己。如果一份辩护词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怎么指望去说服检察官、法官呢？”
言谈之间，邓学平翻出了很多律师同行，甚至法官、检察官发给他的信息，里面不乏对他庭审应变能力和案件辩护能力的褒奖之词。“闹庭不是正道，也毫无意义。律师法庭辩护应当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赢得对手的尊重，远比羞辱对手更有价值。开完庭，很多法官检察官跟我都成了朋友。”
“曾经有一个检察官，开完庭主动要求加微信。后来他的一个同事出事，他还把我推荐给同事家属。这就是专业的魅力所在。”邓学平笑言。
据统计，邓学平执业至今已经积累了十余起无罪案例和数量众多的重大改判案例。好的名声和好的辩护效果，也让全国各地慕名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对此，邓学平表示，他始终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近些年一直在严格控制接案数量。“时间精力有限，我们对接案件前会仔细遴选，但是一旦接受委托，必须要全力以赴。”
到了一定的职业阶段，社会名望、行业地位和经济利益都已经不是主要的人生追求，而社会价值和职业归属感在人生目标中的位置越来越高。经营一家走专业技术化道路、富有人文情怀的律师事务所一直都是邓学平的梦想。
2021年10月，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成立。所谓权典，权利法典也，邓学平这样定义。他任该律所主任。
“聚拢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一起创业，会让人重新焕发青春和热情。”邓学平说，这跟在一家大所单纯做个合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舒适区呆习惯了，人的惰性就会成长。人生需要不断挑战自我，不断主动离开舒适区，不断地重新出发。
邓学平认为，未来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对律师专业素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在未来的法律服务市场，综合性大所和特色鲜明的小型精品所都可以很好生存，但其他规模不够、特色不够的律所将举步维艰。
“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定位是以刑事业务为主打、以诉讼业务为主导的小型精品所。”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国内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小型专业所。这些律所的规模不大，人数不多，但是都具有鲜明特色。比如有的律所专做刑事业务，有的律所专做家事业务，有的律所专做劳动业务，有的律所专做商标业务。
“我们以刑事业务作为主打产品和拳头产品，这是我们的特色和标签。此外，我们的刑事业务涵盖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刑民交叉、刑行交叉、刑事合规等五大门类，又不局限于单纯的刑事辩护业务。”邓学平进一步解释：“我们跟只做刑事业务的律所也有所区别，我们也可以承接民商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业务。有些律师只会做刑事案件，这从知识结构上来说是有缺陷的。一些刑民交叉的案件或者比较疑难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如果没有基本的民商法知识和民商事诉讼经验，根本是做不好的。”他还说，民商事案件毕竟占绝大多数，年轻律师如果将这部分业务放弃，会非常可惜，对他的职业积累和成长也会非常不利。
不久前，邓学平还为部分律师同行做了《认罪认罚形势下的刑事辩护策略选择》的讲座。邓学平认为，认罪认罚制度的普及，给刑事辩护业务的拓展提出了挑战，但真正优秀的律师，依然会有自己的舞台。
他告诉记者，刑民交叉业务、刑事合规等刑事非诉业务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刑法是最后的法律，刑事律师是最后的律师。即便有艰难挑战，但依然需要有人坚守。我希望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能发展成为专业法律人的精神家园，刑事业务在上海乃至全国都能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
司法部联合相关部委在最近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
在改革开放初期，律师曾经是体制内的一员，收入主要靠财政拨款。直到20世纪90年代，律师才开始逐渐自食其力。对此，邓学平认为，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律师收费市场化是必然趋势。“律师收费市场化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法治层面的。律师收费市场化的制度含义在于，通过契约建立信任纽带，让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换来为公平和正义辩护的最大可能。”
那么，请不起律师的群体如何享受司法红利？“的确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层面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这样一项兜底制度。作为律师也不能唯经济利益是图，而是要自觉承担起法律人该有的社会责任。我自己每年代理的案件不超过20个，但每年都会代理数起公益案件。”
邓学平执业至今，免费代理了数十起公益案件，有的获得了无罪判决，有的大幅减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行动的力量和希望的力量是无限的。这些年持续代理公益案件，也让我收获和成长了很多。恰恰是这些案件，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法律职业的厚重感和价值感。”
前不久，备受关注的陕西渭南被虐男童鹏鹏不幸去世。邓学平在他的微博上写下了“心痛如绞”四个字。邓学平多年前免费介入和代理这个案件，长期为这个被继母虐打成植物人的男孩奔波维权，并在互联网上撰写大量文章呼吁全社会加强对儿童的保护。
邓学平告诉记者，他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绝大部分都不知名，针对的都是确有冤情而又经济贫困的当事人。比如他曾收到一封监狱来信，为信件中描述的冤情所震动，便自掏腰包去监狱会见这名当事人，并免费为这位当事人代理申诉。邓学平提到，媒体习惯于关注他提供援助的那几个知名案件，但“正义不只在喧嚣处，更需要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律师界诱惑很多，的确有部分人显得有些浮躁，极少数律师喜欢主动蹭热点，这些行为不应被鼓励。”邓学平说，他确实代理过一些热点案件，但他拒绝了更多的热点案件，是否热点并非我代理与否的主要考量因素。“热点案件，更考验律师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律师单靠蹭热点是不会成功的”。
在邓学平看来，律师渴望有更大的知名度是很正常的。“但这个事急不得、等不来，说到底还是要扎扎实实做案子，靠日积月累的历练，靠‘板凳愿坐十年冷’的努力和付出。名律师加好律师才是大律师，没有过硬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没有处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职业操守，是成不了大律师的。”
“法律人必须要有对法治的敬畏。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坚守本心的人，愿每个人的梦想都不被辜负。”2022年已经开启，邓学平在其新年献词中这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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