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解，怎样才能行稳致远？
2017-10-19
此文首发于2017年10月19日澎湃新闻网“深观察”。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北京、黑龙江、上海等11个省（直辖市）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公众普遍认为，这是我国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有利于降低司法负荷、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律师作用。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调解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比如可以化解法律刚性与民间秩序之间的紧张，帮助当事人之间修复矛盾，做到案结事了等。正因为如此，我国法院系统历来重视调解工作，将调解工作贯穿到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正式立案之前可以先行调解。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一般都会在正式宣判前征询原被告双方的调解意愿。多年来，法院受理的案件有相当比例都是调解结案的。
司法调解有其独特优势，但也给法院造成了沉重的工作负荷。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法官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耐心细致的说服、调解工作。在此背景下，民间调解应运而生。我们国家于2010年制定了专门的《人民调解法》，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乃至乡镇、街道一级普遍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将其定位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意见》的出台并非是简单的将调解主体由人民调解员扩大到律师调解员，而是在《人民调解法》基础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对比分析，便可看出《意见》的四大创新之处：
其一，从设置场所看，律师调解的覆盖范围极大增加。可以在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也可以在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
其二，从协议效力看，律师调解的法律效力得到保障。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一方当事人有异议或者不履行的，仍然需要向法院起诉或者双方当事人共同向法院申请确认协议效力。而经律师调解达成的协议，如果具有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给付内容的,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如果达成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
其三，从经费保障看，律师调解的经费来源更加多元。不同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对当事人一律免费，经费全部靠政府补贴。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调解工作室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调解纠纷的,可以向双方当事人收取费用。
其四，从激励机制看，设置了律师调解的在经济激励。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免收诉讼费。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有明显恶意导致调解不成的，法院可以要求其承担对方律师费。
当然了，律师主持和参与调解工作要想真正发挥实效，还需要更深入的机制改革和更有力的制度配套。
首当其冲的便是要赋予和强化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主持调解同样离不开最基本的证据支持和事实判断。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能力几乎为零，收集证据几乎全部依靠公检法或者行政部门。民事诉讼中，法官常常因为工作强度太大而不愿再去调取证据，当事人又常常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和提供相关证据，导致很多案件因为证据问题偏离实体公正。甚至某些情况下，酿成重大的极端事件。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的现状不改变，律师调解工作很可能无法行稳致远，矛盾最终还是会绕过调解涌向法院。
其次，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对律师的角色定位要摒弃工具主义思维。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但律师必须保持民间力量的属性，避免在调解过程中失去主体性，甚至成为司法或者行政机关的替身。只有信任律师群体的职能作用，真正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才能夯实律师主持和参与民事调解活动的社会基础，才能真正让律师这支民间力量成为促进国家法治进程的积极、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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