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虎咬死人，我们最该做的绝非嘲讽
2017-01-31
此文首发于2017年1月31日《新京报》“社论”。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于1月29日深夜通过微博发布消息:在当天下午发生的雅戈尔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中，涉事男子张某抢救无效死亡。管委会证实，张某当天下午在没有购买门票的情况下，先后翻越两堵3米高的围墙，钻过铁丝网，进入老虎散放区后最终发生不幸的意外。死者家属则称，就算人是从后面翻进去的，也是动物园管理不当。
张某被老虎袭击的经过被游客拍成视频，瞬间传遍网络，再次在网络上掀起了“咬死活该”、“老虎可怜”的舆论风暴。不得不说，在公共论域中，理性的声音很容易被偏激的口水淹没。尽管这些“偏激言论”数量庞大且把持着“批评不守规则”的道德据点，但遗憾的是并未展现出任何服膺人心的力量。那些“逃票该死”之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情人还是同情老虎，也是伪命题：纵然老虎死得“冤”、值得同情，也不影响掉进“虎穴”的遇难者亦值得同情。
在农历大年初二这样的节日当口，面对这样的人伦惨剧，哪怕内心有再多的“怒其不对”，也不该在公共场合恶语相向。要知道，尊重逝者，哪怕只是出于一种“仪式化的哀悯”，也是一条基本的公共行为规范。设身处地想一下，亲属刚刚经历丧亲之痛，还要被人奚落嘲讽该是何等感受？一个不能约束自己的言论边际、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人，即便挥舞着规则的大棒鞭挞别人，又如何让人相信他自己会是规则的模范遵守者？
此时此刻，讨论分析动物园的事前防范、事后救助是否存在过失疏漏，进而应当承担何等的法律责任，当然仍含括在待解的问题集合之内，但或许已非最有价值的命题。毫无疑问，张某存在逃票、擅闯的行为，应为其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张某的不幸主要源于其对规则的漠视和侥幸心理。而纵然任何文明社会的安全常识普及、安全设施配备都有其成本和理性边界，但在为突破常规的极端个例进行安全兜底方面，仍应以临渊履冰的心态戮力而为。即便客观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万无一失，也不可将人为设定的“安全标准”等同于事实上的绝对安全和园方绝对的责任豁免。相信动物园管理方和张某亲属会在“公平原则”的民法框架内妥善解决好善后事宜。
不过作为一起公共事件，我们不应满足于民事争议的解决，更不应止于“隔岸观虎”、指责张某“咎由自取”，因为漠视规则、不守底线绝非张某一人独有，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惯常现象，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选择，深刻的雕塑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秩序形态，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如何面对这一社会固疾，才是张某不幸身亡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人类制定规则的历史非常久远，但规则成为普遍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架构则始于现代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规则，但这是基于儒家纲常伦理、农耕熟人社会和封建宗法秩序，而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现代文明语境中的规则乃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崭新体系，对其制定和执行程序都有严格要求，必须具备内植于普罗大众生活日常的平等、开放、包容等品格，必须具有起码的公平和道德内涵。
规则的落实既依靠外在的强制和干预，更依靠内在的信服和自觉。如果没有内心的敬畏，凡是外在干预和强制达不到的地方，规则都将沦为空文。如果规则的执行变成身份的博弈，规则的效力会随着场景的差异而不同，那么这样的规则注定无法担纲起勘定行为边界、守护公序良俗、保障生命伦理的重责大任。因为规则失效会像病毒一样具有强大传染能力，哪怕细微处的规则失守，也会导致整个规则体系的溃败。不幸的是，张某不守规则遭遇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而更多的规则挑战者却成了事实上的得利者。某种意义上，张某的不守规则何尝不是整个社会规则不彰的缩影？
从网络上激荡的言论，或许我们社会中的多数对遵守规则有很高的期待，对不守规则有很深的厌恶。但如何突破对待规则的利己主义，让规则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为边界，才真正决定着以后类似张某的悲剧是否还会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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