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礼赞——《中国人的精神》读后
2014-02-14
此文首发于2014年2月14日《江苏法制报》“博览”版。
谈论一个国家的性格或精神，看起来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国家有很多不同的个人组成，几乎没有两个人性格完全相同。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这些不同性格的个人集合却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国家性格或精神。比如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深刻、严谨等等。如同个人有个性才会有人格魅力，国家有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的失败遭遇被普遍解读为一种制度的失败。由于任何一种制度都必须要有养育它的文化根基，因此在一个内生型的制度体系中，制度本身就是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的产物。故而清王朝的制度失败又很自然的被导源于孕育这种制度的文化失败。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就沉浸在这种文化失败的沉重自责之中。就是在这样一种悲观的氛围中，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却为中国文化唱出了一曲惊世骇俗的赞歌。
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9门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他一生都很推崇中国文化，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见证。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全书的一个总括性观点：评价一个文明的价值，不是去看它创造的物质财富，“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价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作者循着上述思路总结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主要特征：精深、博大、淳朴。作者认为，中国人过着一种灵魂或者情感的生活，他们拥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般的心灵。他说，“宁静祥和的心态让我们看清了万物的生命：这就是充满想象力的理性，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对中国人传统精神的分析不无道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教育，有的只是文学教育和伦理教育。换言之，中国古代并没有如何谋生的教育，有的只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这样一种情感的生活，使得中国的文学艺术非常繁荣，而科技、商业却长期停滞，裹足不前。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一种情感的人和一种理性的人发生对抗时，谁输谁赢一想便知。如果像辜鸿铭那样单单追求文学的审美和仪态的优雅，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比西方社会更符合他的期待。这也是辜鸿铭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礼赞的出发点。然而，如果我们更倾向于接受一种以个人尊严和人际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文明，我们却不能从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发现太多的“本土资源”。
辜鸿铭以性格类型来评价文明的视角虽然独特，但却无法自圆其说。一种文明的外在价值就是这种文明对于外部世界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必然要透过某种物质载体来传递。事实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比如制度就是一个民族管理方式和结合方式的物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表达和提炼，科学则更是一个民族生存智慧的果实。我们要评价一种文明，必然要通过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制度、艺术和科学。因为这些物质形式是文明的载体和结晶，从而也是人性类型的投射和凝结。事实上，作者在后文中也是通过宗教、文学艺术等形式来把握中国人的精神的。辜鸿铭试图巧妙回避中国当时在军事、科技和经济等领域的落后现状，继而从人性类型出发主张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断着实是令人费解的。至于作者以道德服从为名，讴歌“三从四德”、赞美君主独裁、排斥个人自由等观点，都让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制度虽有优劣，但文化却无高下。中华文明虽然与西方文明存在诸多差异，但都是人类文明宝库的伟大组成部分。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既要继承文化传统，避免文化失根，又要懂得开放和包容，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差异。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幸福源于多样性”，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与时俱进、兼容并蓄，才能创造更加灿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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