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首发于2008年6月29日《法制日报》“周末”版。

自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派以降，精神分析在社会科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等人的观点相反，精神分析学派不承认存在一个独立于个人的“社会”。他们认为个人尤其是个人心理是构成社会的基础，研究社会必须首先研究个人的心理机制。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精神分析学派通过精神或心理分析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逃避自由》一书就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领袖人物弗洛姆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自由所做的精彩阐释和解读。

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是“潜意识”。尼采在他的很多哲学著作中都提到了人们的理性外表下面所隐藏的非理性冲动。尼采通过“潜意识”这个批判武器，把我们正统的伦理道德和科学认识能力彻底颠覆，从而走向了非道德主义和不可知论。弗洛伊德受尼采的“潜意识”启发，更深入的挖掘“潜意识”及其对人的影响，得出了真正决定人的性格和行为选择的不是人的意识而是人的“潜意识”这样一个结论。弗洛伊德的分析将非理性和“潜意识”纳入理性和意识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本书作者弗洛姆先生作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在继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也对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做出了重大修正。这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们二人的人性观有着显著的不同。弗洛伊德的人性观基本上是恒定不变的，即人性本质上是受其各种生物欲望尤其是自我保存欲望和性欲望所支配的。弗洛姆则认为人性既有生物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文化性的一面。弗洛姆认为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除了自我保存的欲望外，还有逃避孤独的欲望。作者写道：“生物化的需求并非人性中唯一强制性的要求。还有另外一种同样刻不容缓的需求，它虽不植根于肉体过程中，但却深植于人类模式的本质与生活实践中：人需要与外面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自由增强了单个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自由也割断了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纽带，使每个个体的孤立感和孤独感空前强烈。作者将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称为“自由的重负”，当这种重负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就会选择逃避自由。

   弗洛姆区分了两种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指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后者是指积极的运用自由去发展自己，充分的实现自我的完整人格。人类自由的历史首先起源于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不能将自己和外部的世界做出区分。那时的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生活在与自然界的天然联系之中，和其他的动物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正是在人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将自我从与外部世界的天然联系中独立出来的那一刻起，人才获得了相对于世界的主体性，才变得不同于普通的动物。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出现起始于割断个人与世界的天然纽带，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弗洛姆将这个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称之为“个体化”的过程。“个体化”的过程造成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个人的力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单个个体独自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感也日益加深。前一方面表明伴随着“个体化”的过程，个人的消极自由不断增大；后一方面则表明个人消极自由增大的同时，积极自由并没有同步增长。割断了与世界的始发纽带，却又不能自发的和世界重新发生联系；摆脱了原始的束缚，随之增加的不确定感和孤独感却又常常使人无法承受---“个体化”的过程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自由越来越成为一种不能承受的重负。造成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的逃避自由，通过种种方式重新建立纽带关系，从而摆脱自由带来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弗洛姆的上述理论能很好的解释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产生的心理原因。当人消极地从与世界的天然联系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也开始产生。这种感觉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纽带和世界重新发生联系。这种新的纽带便是宗教。到中世纪，甚至整个欧洲都被基督教化了。虽然在现代人看来，中世纪的历史是一段缺乏自由、愚昧无知的黑暗历史，但当时人们的生活并没有现代人想的那么糟。在中世纪，人们固然要忍受更多的饥饿、寒冷和病痛，但每个人自降生以始，便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了一个固定而确切的位置，今生和来世都有被预定好的命运，不会感到孤独和不安全。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尽管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不过，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由于自降生起他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的、不可变更而又毋庸置疑的位置，所以他扎根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没必要也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弗洛姆指出恰恰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发起者的身上，表露出了个人的孤独甚至绝望感。这是容易理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发生的历史社会背景是城市开始兴起，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竞争开始加剧，整个社会的确定性开始动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试图提升人的“个体化”程度，扩展人的消极自由，因此也自然而然的会增强人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一方面热情歌颂人的理性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中也时常流露出一种孤独、焦虑甚至绝望的情绪。而宗教改革家们，一方面解除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减轻了信徒在信仰方面的诸多束缚，但另一方面却又完全否认个人的自由意志，推崇一种绝对的上帝预定观念。比如，马丁路德确立的新教原则中承认信徒皆祭祀，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与上帝进行对话，将信徒从天主教会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马丁路德又强调人的绝对败坏，否认人可以通过自由意志获得救赎，强调除了完全的顺服上帝外别无获救的途径。可以说，宗教改革家们尤其是马丁路德的宗教理论生动的再现了人的“个体化”过程中自由的两个侧面。解除天主教会的权威，可以扩展人的消极自由，但与此同时人的积极自由并没有同步扩展，因此消极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迫使人们寻找新的权威。于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解除了，但上帝的权威则被史无前例的加强了。

弗洛姆该书的一个特别出彩之处便是他对纳粹心理学的分析。弗洛姆将希特勒的性格、理论以及纳粹制度归结为“权威主义性格”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弗洛姆解释道：“权威主义性格的本质就是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分享他的力量与荣耀。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来克服这种孤独”。说到底，作者认为纳粹制度的原因依然在于获得了消极自由的人无法积极地运用这一自由，从而通过施虐和受虐来逃避自由所带来的孤独。弗洛姆对纳粹的这一心理分析，在战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弗洛姆将人类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个体化”的过程，并通过分析“个体化”过程中自由的两个侧面，将诸多历史事件归因于人的心理问题，即逃避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需要指出的是，弗洛姆虽然将很多历史事件都归结为人的心理孤独感，但他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独断论者。相反，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心理分析时，弗洛姆总是首先分析事件发生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背景，进而从中引申出个人心理对这些社会背景的反应机制。通过这样一种分析，弗洛姆在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个人心理的同时，也将人类社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改进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生存条件。作者认为积极自由的滞后，是由于我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不合理所导致的。比如，现代社会已经具有了表达思想的自由，但人们却失去了进行独立思想的能力；教会和国家的权威消失了，但社会和舆论的权威取而代之；社会虽然民主了，但人们的趋同化趋势却在增强，个体独特性消失得更快。如果通过改进社会条件使得积极自由能够和消极自由同步增长，那么人类的很多社会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因为积极自由要求我们自发的通过劳动和爱，将独立的、自我充分发展的个体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将以自由为纽带，同时也更大的扩展着人的自由。通过这种联系，“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行循环，人们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是该如何改进我们的社会条件从而实现积极自由呢？作者认为最基本的方法是发展一种真正的民主，因为“只有在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里，自由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在作者看来，现代社会的民主已经沦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空壳，因为民主的真正进展在于增大个人的自由、创造性和自发性。作者主张“用积极理智的合作取代对人的操弄，并要把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原则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像主宰自然问题那样理性的主宰社会问题”。总而言之，作者认为：“民主政体是一种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创造经济、政治及文化条件的制度”，只有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人类的社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作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弗洛姆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体现在本书中便是作者将自由问题归结为一个心理问题，进而探讨自由的心理机制；作为人文主义的大师，弗洛姆也受到马克思学说的重大影响，体现在本书中便是作者在进行心理分析时非常注重其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性因素以及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从而实现积极自由。弗洛姆的积极自由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也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是弗洛姆所主张的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设想，在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案。不过，这并不影响弗洛姆整个社会理论体系所带给我们人类的启示，尤其是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热忱的人文关怀和美好的社会憧憬将给我们以永远的激励。